羅慶宏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準備轉移至湖南西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沒有打算要作太遠的長途跋涉，但在轉移途中根據敵情的不斷變化，中央紅軍先后七次改變落腳點，終于在第八次時選中陜北作為革命的大本營，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

　　最初把湘鄂西作為落腳點

　　1934年春，由于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形勢日益嚴峻。廣昌失守后，紅軍從內線打破國民黨“圍剿”的希望徹底破滅。面對國民黨軍步步逼近中央蘇區腹地，博古、李德一籌莫展。1934年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進行戰略轉移，并報請共產國際批準。在獲得共產國際同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負責籌劃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事宜。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八點六萬余人從江西于都開始撤離中央蘇區。

　　中央紅軍第一次選擇的落腳點是湘鄂西。當時，“三人團”之所以選擇前往湘鄂西落腳，主要原因是：去湘鄂西有紅二、六軍團接應，并且路途并不十分遙遠；湘鄂西位于四省之交，山高林密，便于開展游擊戰爭；此前派出的紅六軍團向湘西探路成功；等等。出發前，向湘鄂西轉移的計劃是秘密的，只有“三人團”和極少數幾個人知道，就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也不知道。當中央紅軍向湘鄂西轉移時，蔣介石集結近二十萬大軍在湖南洪江、芷江，貴州松桃、銅仁、石阡一帶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其中湘江天險為第四道。為強渡湘江，紅軍各軍團浴血奮戰，損失慘重。烈士鮮血染紅了湘江，以致當地百姓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至三萬余人。這時，敵軍在前方已布好陣勢，如果中央紅軍還按原定計劃繼續前往湘鄂西，等于自投羅網。因此，毛澤東在湖南通道會議和貴州黎平會議上兩次力陳應放棄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得到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會議上決定：“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這是中央紅軍第二次選擇落腳點。

　　在川滇黔數易落腳點

　　按照黎平會議落腳遵義地區的精神，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城。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分析了黔北多為少數民族，且人煙稀少，不利于建立根據地。相反，川西北人稠物豐，還有紅四方面軍接應。在遵義期間，蔣介石調集中央軍一百四十八個團連同黔、川、湘、滇、桂各路軍閥約四十萬人合圍紅軍，意欲“聚而殲之”。于是，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上作出“改變黎平會議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紅軍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決定。這是中央紅軍第三次選擇落腳點。

　　隨后，中央紅軍準備北渡長江，向川西和川西北進軍，并電令紅四方面軍配合。然而渡江前，紅軍在土城戰斗中失利，不得不改道西渡赤水河進入云南境內。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區，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分析了敵情，認為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決定“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這是中央紅軍第四次選擇落腳點。

　　接著，中央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重占遵義。然而，在敵軍優勢兵力面前，紅軍一直無法在川、滇、黔邊站穩腳跟。為了甩開圍追堵截的多路敵軍，紅軍接連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后又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北上，于1935年5月初在云南渡過金沙江。中央紅軍在云、貴兩省輾轉苦戰達四個月之久，都沒有成功創建根據地。渡過金沙江后進入四川境內，終于迎來一片新天地。此時中央紅軍也元氣大傷。考慮到川陜根據地有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八萬余人，且川陜根據地面積和人口規模僅次于中央蘇區。因此，在四川會理會議上中央政治局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這是中央紅軍第五次選擇落腳點。

　　隨后，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在懋功期間，中央結合日本侵占華北的新形勢，提出放棄會理會議的原定計劃，主張繼續北上，以川、陜、甘邊陲地區作為落腳點。對此，張國燾持不同意見，認為南下川、康邊或占領青海、新疆更有利。因此，中央在兩河口會議上再次調整落腳點：“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這是中央紅軍第六次選擇落腳點。

　　兩河口會議后，中央集中力量北上。不料，張國燾又出爾反爾，甚至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于是，黨中央率部分紅軍迅速北上到達甘南迭部縣俄界。在俄界，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鑒于紅軍內部發生重大變化，且此時只有中央紅軍第一、三軍北上，中央遂第七次選擇落腳點：應“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為打通國際關系，中央決定派謝覺哉、毛澤民前往新疆建立交通站。

　　最后把陜北作為落腳點

　　俄界會議后，為打通進入甘南的通道，中央紅軍突破了天險臘子口，又翻越了岷山，當部隊即將到達甘南宕昌縣一個叫哈達鋪的小鎮時，毛澤東指示一縱隊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要他們到哈達鋪找些“精神食糧”，就是把近期的報紙雜志都找來。當時哈達鋪雖然是一個小鎮，但這里開設了郵局，能收集到一些報紙雜志，這是當時中央紅軍獲知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毛澤東在找來的報紙中發現一份《西京日報》上載有“蔣令五省各部隊圍剿陜北共匪”的報道，又在一份《大公報》上看到“陜北軍事形勢轉變劉子丹徐海東有合股勢”的報道。毛澤東敏銳意識到在陜北有一大片蘇區和數量可觀的紅軍，而且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也到達了陜北。此前，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已經在陜甘建立起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根據地也具備相當規模。毛澤東在哈達鋪團以上干部會議上提出要到陜北去，說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在此后的榜羅鎮會議上，中央政治局認真分析了全國新形勢和陜甘根據地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再次認為在陜北落腳可以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有利于開創革命新局面。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會議，又一次分析了日本獨占華北、反帝革命在全國醞釀、陜北群眾急需革命的新形勢，認為這些是粉碎敵人“圍剿”的有利條件。毛澤東說，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以陜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陜、甘、晉三省是發展的主要區域。這次會議正式批準把革命的落腳點放在陜北。這是中央紅軍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選擇落腳點。

　　長征途中七易落腳點，既是黨內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作斗爭的過程，也是確立毛澤東在軍事上的指揮權的過程，集中體現了黨的正確領導是長征勝利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澤東所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