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  王貴容

　　“七七事變”的炮火撕裂華北，日軍鐵蹄迅速南侵。1938年，國民政府為了保護有限的民族工業，決定將我國中東部民族企業大舉西遷。工業西遷，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實施的一項重要而特殊的經濟建設戰略。作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源地之一，擁有鋼鐵、水泥、煤炭等工業的黃石地區，一場以鋼軌為筆、以纖繩為墨，在烽火中書寫民族工業存續的史詩，也在這一時期悲壯啟幕。

西遷的生死抉擇

　　黃石，位于長江中游南岸。這里，有著在洋務運動中創辦的中國最早且亞洲最大的新式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大冶鐵礦。1893年正式投產的大冶鐵礦，成為中國第一家用機器開采的大型露天鐵礦，與其配套的從鐵山至石灰窯的運礦鐵路，成為湖北省境內，也是中國中南地區的第一條鐵路。1922年建成的大冶鐵廠，擁有日產鐵四百五十噸的兩座化鐵爐。當時，其設備之先進，生產能力之突出，在亞洲乃至遠東都堪稱一流。與之相媲美的，還有同樣是在洋務運動中創辦起來的全國三家大型水泥廠之一的華記湖北水泥廠，由于產品質量優良，該廠生產的“寶塔牌”水泥先后獲得南洋勸業會頭等金獎、意大利世界博覽會“最優等獎牌產品”、美國巴拿馬賽會一等獎、上海商品陳列第三次展覽會最優獎等多項國際榮譽。除此之外，黃石還擁有源華煤礦、利華煤礦等多家廠礦，在全國民族工業發展中有著很重的分量。

　　由于戰爭期間對于鋼鐵、煤炭、水泥制品的需求將越來越急切，國民政府下令以四川、云南、貴州、湘西為主建立新的戰時工業基地。在1937年的淞滬抗戰中，許多沿海工業搶運不及，損失慘重；尤其是上海淪陷后，全上海約有2270家工業企業毀于日軍炮火，整個工業體系受到嚴重摧殘。而對于一些幸存的華商工業企業，則分別以“軍管”“委任經營”“中日合辦”“租借”等方式加以霸占。鑒于這一慘痛教訓，搶救以武漢、黃石地區為中心的湖北鋼鐵、水泥工業，逐漸成為國共兩黨的共識，并得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民眾團體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

　　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下，國民黨決定聯共抗日。1938年2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簽署手令：“漢陽鐵廠應擇要遷移，并限三月底遷移完畢為要。”同時，命令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翁文灝、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俞大維，組建鋼鐵遷建委員會，共同負責拆遷武漢及大冶鋼鐵廠礦。在此期間，中共地下黨員也在黃石地區的工礦企業間積極活動，組織工人學習小組，辦夜校和時事座談會，傳播抗日救亡思想，配合拆遷工作。

　　1938年6月，安慶淪陷，武漢門戶洞開。而黃石地區作為武漢東大門，坐擁漢冶萍公司（大冶鋼鐵廠礦）與華記湖北水泥廠等戰略企業，亦成為日寇“以戰養戰”的核心目標。蔣介石致電湖北省主席陳誠：“查石灰窯各工廠現從事搬遷，并同時準備破壞，免資敵用，希密轉象鼻山官礦及各私人經營之煤礦與水泥廠等一并知照，并予以懇切之開導為要。”一場關乎民族工業存續的生死大轉移就此拉開序幕。

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為了保證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當國民政府下達拆遷令后，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發動下，工人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協助國民政府有關部門拆除、搬運廠礦生產設備與設施。1938年4月底，大冶廠礦的拆遷工作正式啟動。在隨后的拆卸過程中，戰爭的氣氛已越來越濃厚地籠罩著長江中游南岸的這片土地。6月29日，馬當防線告急，國民政府于同日正式下達武漢會戰命令，同時命令武漢、大冶的工廠一律加快拆遷搶運。拆遷工作在三路日軍的步步逼近和成群架日機的輪番轟炸中，逐步從全力拆卸，轉為邊拆卸、邊搶運，進而全力運往宜昌。

　　從1938年4月下旬到7月中旬，大冶鐵礦先后拆卸了150千瓦柴油發電機1座，以及大絞車、鍋爐、小礦車、空氣壓縮機等。大冶鐵廠拆卸了1500千瓦透平汽輪發電機2座、420千瓦柴油發電機3座，高爐機件、鼓風機、汽錘、量礦車、車床、鉆床、牛頭刨床、龍門刨床、鍋爐等。

　　在漢冶萍公司所屬各廠礦緊張拆卸的同時，湖北華記水泥廠也在日以繼夜地忙碌著。“七七”事變后，華北淪陷，中國另一家大型水泥廠河北唐山啟新水泥廠落入日本人之手，華記湖北水泥廠就成為中國保存的唯一一家大型水泥企業（另一家廣東士敏水泥因經營不善已沒落）。正當華記水泥廠的西遷一籌莫展時，1938年7月中旬，中國水泥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中國“水泥大王”王濤奉命從唐山來到了華記湖北水泥廠，全面指揮拆卸西遷工作，工人們日夜奮戰拆卸設備。與湖北鋼鐵工業的搬遷有所不同的是，除了有一條生產線來不及拆卸外，華記水泥廠幾乎是舉廠西遷的。

　　與此同時，利華、源華煤礦和陽新錳礦等廠礦也順利完成了拆卸、搶運任務。據不完全統計，僅華記水泥、利華煤礦和源華煤礦三家企業，共拆卸、搶運設備、器材1萬多噸，還有煤炭6.8萬噸。

　　1938年7月13日，侵華日軍轟炸機首次空襲黃石港、石灰窯與大冶縣城。黃石地區及武漢周邊形勢進一步惡化。7月28日，蔣介石再次下達指令：“漢冶萍公司大冶化鐵爐等，既不便拆除，應準備爆破為要。”10月22日，鄂城失守。24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電令：“主動放棄武漢”，又密令湖北省軍政長官陳誠組織人員將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來不及拆除的設備、廠房炸毀，僅留下了一柱煙囪。

　　同年10月下旬，武漢和黃石的鋼鐵工業核心設備相繼被搶運到宜昌，其中不乏此前從上海、南京等淪陷地區緊急轉運至武漢的多家工廠的關鍵機器。此時，宜昌作為物資與人員的中轉樞紐，也遭到日軍的頻繁轟炸，尤其是江上運輸隊。然而，通往重慶既無公路也無鐵路，唯一通道是灘險水急的三峽水路。如何將這些設備安全地搶運到重慶？承擔這一艱巨運輸任務的，是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的長江最大航運企業——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為搶運物資，盧作孚緊急征調民間木船850余艘，臨時增雇工人3000多名。在運輸策略上，他創造性地實施了“三段式航行法”，大幅縮短單次航程，顯著提升了運輸效率。同時，為避開日機轟炸，船隊冒險在夜間航行，不惜面對觸礁傾覆的危險。經過夜以繼日的努力，到1938年12月，民生公司在預定的40天內，驚險地從宜昌運走了全部人員和絕大部分機器物資，創造了被譽為“中國實業界敦刻爾克”的運輸奇跡。

　　與此同時，華記水泥廠的設備轉運也在緊張進行，目的地是湖南辰溪。在總技師王濤的指揮下，該廠船隊高懸德國旗以迷惑日軍飛機，沿著長江逆流而上，穿過洞庭湖，駛入沅江。當行至常德河伏溪時，由于水位較淺而船只載重過大，船隊無法繼續前行。緊急之下，他們定制了十艘淺水大船進行轉運，通過人力拉纖的方式逆水行舟，歷經8個月的艱難跋涉，最終抵達辰溪。1939年12月，在日軍的轟炸聲中，“華中水泥廠”正式投產。在常德會戰爆發前，該廠為前線修筑了上百座碉堡，有力地支援了防御工事建設。此后，王濤又輾轉至昆明，在當地再建新廠，新廠在滇緬鐵路和空軍基地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支援抗日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

工業火種的世紀回響

　　黃石工業的西遷是抗戰時期中國工業內遷的典型案例，西遷的工業為抗日戰爭熔鑄了鋼筋鐵骨。鋼鐵工業的西遷，使一批鋼鐵廠、兵工廠在長江上游的大后方，又相繼建立起來。漢冶萍設備在重慶綦江建成南桐煤礦與大渡口鋼鐵廠，后者為兵工廠提供90%的鋼鐵原料，據統計，抗戰期間，重慶兵工部門承擔了全國槍械彈藥三分之二的份額。西遷后的華中水泥廠，六年內供應水泥40萬桶，有力保障了粵漢鐵路、芷江機場等關鍵戰略工程的建設。后方工人們也以血肉之軀捍衛家園，黃石電氣工人郭連才英勇炸毀日軍鐵山發電所，致使礦山癱瘓達3個月之久。

　　西遷保存的火種成為新中國工業的基石。1943年5月，華中、昆明兩公司合并增資改組，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設立，成為抗戰后方最大的水泥企業。1945年8月，華新公司成立了大冶水泥廠籌備處，同年11月，華新公司由昆明遷到漢口；1946年3月，公司將新廠廠址選定在黃石港楓葉山。從此，這家當時中國最大的水泥企業，在經過戰爭的浩劫和漂泊的磨難之后，終于結束了西遷之旅，回歸故里。1946年，公司從美國引進一二號原裝大型水泥濕法窯線裝備和技術，是中國在20世紀40年代唯一全套引進大型濕法先進水泥工藝的企業，直到上世紀5、60年代其規模和生產水平仍是“遠東第一”。

　　黃石工業西遷的壯舉，是在民族危亡關頭，一場關乎工業命脈、技術火種與國家意志的生死大接力。“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在他的自傳《把一切獻給黨》中強調，黃石工人的抗日救亡運動是“民族救亡主旋律中的重要音符”，西遷體現了工人階級“以民族利益為重”的犧牲精神。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積極動員和組織工人、技術人員投身西遷洪流，為西遷的順利推進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和精神引領。眾多共產黨員更是沖鋒在前，成為西遷隊伍中的骨干力量。這次悲壯征程由無數工人、技術人員、企業家和船工共同書寫，淬煉出一種為民族存續而堅韌不屈、共赴國難的鋼鐵意志。這種深植于行動的信念和力量，隨同西遷的機器一道，深植于大后方的土壤，化作重慶兵工廠徹夜不熄的爐火，成為西南崇山峻嶺間新建的滇緬公路上奔涌的“工業血脈”。

　　當新中國成立后大冶特鋼的高爐煉出用于國家重點工程的特種鋼材，當武漢長江大橋的巍巍橋墩用上華新水泥澆鑄，歷史終于以輝煌的成就證明：1938年長江畔那場在日機轟鳴與硝煙彌漫中進行的悲壯遷徙，搬動的是冰冷的機器，迸發的是一個古老民族在絕境中向死而生、再造工業根基的磅礴勇氣與不朽信念。這座用鋼鐵、水泥與民族氣節澆筑的歷史豐碑，永遠矗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