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燁明

　　摘要：抗戰時期，鄂豫邊區新四軍部隊按照中共中央軍委和華中局、新四軍軍部指示，首先建立以鄂中大洪山地區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同時也一直把發展方向重點放在東面，想打通與新四軍二師、七師的聯系，并同他們配合作戰。因為駐扎大洪山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步步進逼，搶占了新四軍部隊原據大洪山、白兆山等地，使新四軍首腦機關在敵人據點周圍活動，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地方作為領導和指揮中心，極為不便。1942年下半年以后，新四軍第五師在平漢路東的大悟山站住了。直至日本投降，大悟山都是鄂豫邊區黨委、行政公署和新四軍第五師的領導和指揮中心。本文試從抗戰歷程分析，是不斷適應戰爭形勢的客觀需要；從兵要地志分析，是在敵頑夾縫求生存的現實選擇；從歷史地理分析，具備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等三個方面論述鄂豫邊區黨政軍指揮機關定軍大悟山的原因。

　　關鍵詞：新四軍第五師指揮中心大悟山

　　1938年10月25日，日軍占領武漢，在此前后，武漢外圍28個縣相繼陷落。日軍在正面戰場停止了大規模進攻，對國民黨政府進行誘降。國民黨軍隊43個師和許多地方軍隊，分據大別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與敵相持；同時用以對付共產黨，不許共產黨在這里打游擊。

　　1939年1月中旬，中共河南委軍事部長李先念率領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及隨行干部共一百六十余人，離開河南竹溝南下，執行中共中央賦予的開創武漢外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在中原局和新四軍軍部指揮下，首先建立以大洪山為中心的鄂中抗日根據地。在鄂中站住腳以后，一直把發展方向的重點放在東面，因為要想打通與新四軍二師、七師的聯系，并同他們配合作戰。還因為駐扎大洪山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步步進逼，搶占了新四軍原據山地，使新四軍首腦機關在敵人據點周圍活動，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地方作為領導和指揮中心，極為不便。

　　在敵頑夾擊的形勢下，新四軍在敵后原先創立的鄂中根據地，許多地方又被國民黨軍隊侵占，或被日寇蠶蝕，京山、應城、安陸、隨縣等縣原有基本區，大都變成了游擊區；鄂東蘄、黃、廣地區和襄河以西地區形成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拉鋸狀態；鄂南更是幾進幾出，沒有一個較穩定的地方，根據地環境愈來愈動蕩。加上連年干旱，自然災害十分嚴重，邊區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鄂豫邊區黨委、行政公署、五師司令部，在平漢鐵路兩側轉戰，由西到東，又由東到西。1942年下半年以后，新四軍第五師終于在平漢路東的大悟山站住了。直至日本投降，大悟山都是邊區和五師的首腦機關所在地，這里一直是邊區的領導和指揮中心，指揮更加靈便，也比較穩定了。[選自湖北老解放區教育史編委會編：《湖北老解放區教育史稿》，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頁。]新四軍第五師定軍大悟山，是因為具備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是不斷適應戰爭形勢的客觀需要，是在敵頑夾縫求生存的現實選擇。

　　一、從抗戰歷程分析，是不斷適應戰爭形勢的客觀需要

　　（一）進軍鄂中，聯絡鄂東，第一次取道大悟山

　　新四軍第五師主要活動的區域就是鄂豫邊區，關于鄂豫邊區的界定，1941年1月15，曾任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政治委員陶鑄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第三卷第三期發文《鄂豫邊區的游擊戰爭》指出：

　　鄂豫邊區是敵人到達鄂中時，由五戰區明令劃定的一個游擊區，其東以平漢路為界，其西以漢水為界，計包括鄂中之棗陽、隨縣、鐘祥、京山、安陸、云夢、孝感、應山、天門、漢川等十一個縣及宜（城）襄（陽）河東之一部分，河南之信陽、桐柏兩縣；我新四軍一部與敵后廣大的抗敵軍民，以血肉與敵人搏斗，奪回了很多地區。因此，現在除在原來五戰區劃定的鄂豫邊區的范圍外，還加上了平漢路以東的一大塊地區和漢（陽）、沔（陽）、潛（江）等縣的一大塊湖沼地帶。

　　鄂豫邊區在戰略上的意義，從現在看，這個區域游擊戰爭的堅持與發展，它能控制平漢路兩側及整個漢水流域和長江上游，不斷威脅武漢敵人與牽制宜（昌）沙（市）敵人向我大后方進攻；從將來看，它將可以與皖北和蘇皖等地的敵后游擊戰打成一片，把在敵后的游擊戰爭與大后方連結起來，并直接配合正面我軍實行戰略反攻，直搗武漢三鎮。

　　由于鄂豫邊區的共產黨組織和新四軍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軍事路線，使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得以迅速發展，到1940年底，邊區已建立了九個縣的民主政權，部隊也擴大為擁有近一萬五千人的游擊兵團，民兵發展到十萬余人。隨著部隊的發展壯大，面臨的困難也日益嚴峻，陶鑄指出：

　　“我們在鄂豫邊區還沒有建立起較為鞏固統一的基本地帶的后方，還處在敵我交錯，游來游去的無后方的狀況中，因而部隊很難集中與休整訓練，根據地的一切建設也難進行�！�

　　建立一塊穩固的根據地和指揮大本營，這是挺進敵后新四軍部隊能否站穩的關鍵。鄂豫邊區屬于第五戰區，國民黨桂系軍閥首領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以后，桂系勢力隨之擴張到中原。抗戰初期桂系對共產黨和進步力量采取比較開明的態度，其目的是求得共產黨和進步力量的支持以與蔣介石相抗衡。桂系不僅采取了聯合中國共產黨和容納民主進步人士的政策，而且也有限度地發動、組織了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

　　中國共產黨在發動武漢外圍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過程，與國民黨第五戰區各派系的軍隊和國民黨政權中開明人士的統戰關系，一度得到了加強。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是根據董必武的布置，經李宗仁同意，于1938年11月17日在隨縣均川成立的。

　　對于李先念部行動路線，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河南省委，李宗仁既不反對新四軍在鄂中活動，而應城縣長又要求新四軍前去，應即將信陽挺進隊與李先念部合編為新四軍游擊支隊前去鄂中行動。

　　1939年2月27日，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于應（山）北余家店與200余日偽軍進行戰斗，斃傷日軍二十余名。戰斗結束后，在應山日軍第三師團加強了平漢鐵路周邊戒備。4月9日，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復電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去鄂中武裝，因廣水、應山間敵我相持不易通過，故已去鐵路東繞道南下。

　　1939年3月上旬，李先念率獨立游擊大隊跨過平漢鐵路，到達信羅邊九里關附近的三里城鎮，與羅禮陂孝中心縣委和新四軍抗日游擊第六大隊會合。

　　3月底，李先念率部從羅山靈山沖的大寺口南下鄂中，4月初，率部抵達湖北禮山縣周家畈（今大悟縣新城鎮周家畈）。

　　到群眾中進行調查研究和抗日宣傳。做李道懷（時任偽禮山縣區長）的統戰工作，收編其部隊為“獨立游擊支隊特務大隊大隊長”。4月下旬，率部抵達禮山蔣家樓子。在蔣家樓子會晤蔣少瑗（時任國民黨鄂東第十九縱隊司令），進行統戰工作。直到5月初，率部抵達禮山與孝感交界的楊家灣。

　　1939年4月初到5月初，李先念率部在禮山縣停留時間約一個月。在此期間，李先念第一次率部進駐到群山環抱的白果樹灣。李先念走訪群眾察看地形，覺得這里有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許多優越條件。

　　在此期間，李先念還派參謀長周志堅率領獨立游擊大隊第二中隊由禮山（大悟）三里城出發，經大新店、汪洋店、毛家集、夏店、四姑墩、呂王城、黃陂站、豐家店、王家店、姚家店、東新店，走了一圈，又回到三里城，對整個禮山（大悟）地區的日軍、偽軍、頑軍情況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武裝斗爭作了全面的調查。

　　（二）迎擊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東進軍，一打大悟山

　　武漢淪陷后，日本侵略軍停止了對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并逐步將其軍事力量轉移到敵后戰場，重點對付敵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時，八路軍、新四軍挺進華北、華中敵后之后，由于正確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人民武裝力量和敵后抗日根據地蓬勃發展，是國民黨頑固派始料不及的，也是使國民黨頑固派恐懼和坐臥不安的。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其政策上的變化，將其政策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上，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針，接著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當李先念率部取道鄂東到達鄂中時，國民黨五中全會為準備妥協投降而制定的反共政策已付諸實施。國民黨第五戰區李宗仁的桂系勢力屈服于蔣介石集團的壓力，于3月中旬解散了有共產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參加的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接著對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豫鄂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也以“為共產黨擴張勢力”為由下令撤銷；5月，石毓靈曾一度扣押陶鑄；應城縣長孫耀華亦被鄂中專署撤職；鄂中國民黨頑固派正陰謀吞并和瓦解共產黨發動和組織的人民抗日武裝——“應抗”。這一連串反共事件的發生，標志著李宗仁的桂系勢力與共產黨合作共處的統戰局面已出現危機。

　　1939年5月23日，新四軍第六大隊楊家店通訊處被圍襲，繳去短槍數支，中隊長楊原義（厚益）被捕，禮山中心縣委鄭維孝同志不知下落。路東李先念部留守處，被國民黨鄂豫皖第四游擊縱隊黃瑞華部包圍，被迫于當夜把內部二百余人撤至路西。

　　1939年9月，盤踞鄂東的國民黨湖北省鄂東行署主任兼鄂東游擊總指揮程汝懷，在制造了“夏家山事件”后，繼續肆無忌憚地屠殺共產黨員和抗日群眾，摧殘共產黨地方組織。當新四軍配合友軍反攻平漢鐵路日軍時，該部又令其第十九縱隊截擊新四軍后衛部隊。

　　為了迎擊第一次反共高潮，粉碎敵頑夾擊，1940年1月3日，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在京山縣八字門正式宣告建軍。

　　豫鄂挺進縱隊建軍初期，中原局代理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委朱理治就確立了向東發展的戰略思想。朱理治調回延安后，任質斌代理縱隊政委，他回憶，確立這個指導思想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新四軍軍部和中原局都來電報，要求我們向東發展，配合新四軍第二師反擊廣西軍（一三八師）的摩擦。二是從個人的思想來看，就是想通過向東發展，打通同新四軍第二師、第四師的聯系，來解除和緩解我孤立作戰的局面。另外，當時鄂東國民黨頑固派代表程汝懷相當反動，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的干部、戰士對他有刻骨的仇恨，如張體學等代表的原五大隊的官兵。

　　194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致電朱理治、李先念，指出：在日頑夾擊的嚴重形勢下，豫鄂挺進縱隊除以一部兵力堅持鄂中外，主力應即東進，對程汝懷屬下部隊及鄂東各縣武裝，采取積極的攻勢，堅決消滅程汝懷力量。迅速發動與組織民眾，創建鄂東抗日根據地。為完成上述任務，李先念與任質斌有去路東親自指揮之必要。接中原局指示后，朱理治、李先念等研究決定，對路西暫取守勢，由李先念率主力東進，進擊大小悟山。

　　從一月至四月，縱隊主力發起大小悟山戰役，連續還擊程汝懷部。一月中旬，李先念等率部在夜幕和叢林的掩護下接近青山口和劉家山，向尹昌彥部發動突然襲擊。經一小時激戰，全殲尹部四百余人；第三團隊也于當夜采取突破戰術，集中兵力強攻姚家山、青石板趙光榮部，斃傷其三百余人。趙光榮帶其殘部退到白羊嶺、螺螄沖、祖師頂與劉梅溪匯合。李先念等指揮部隊乘勝追擊。此時，日軍自平漢鐵路據點出兵向小悟山“掃蕩”，并炮擊新四軍后方陣地；桂軍三個團也配合蔣少瑗帶領的數千人分三路從大悟山趕來增援，向第二團隊三大隊陣地猛攻。在敵頑夾擊的情況下，李先念遂下令撤軍西返。

　　（三）牽制桂軍向新四軍四、五支隊進攻，二打大悟山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末期，蔣介石親自策劃華中地區的國民黨軍重點進攻新四軍第四、五支隊及皖東根據地。

　　1940年4月5日，毛澤東、王稼祥關于反摩擦意見致劉少奇、李先念電：一、李先念在平漢路西部隊中抽調三個團過路東，加上原在路東二個團在鄂東行動，打擊程汝懷。二、在平漢路西新四軍，對友軍采取守勢，來攻者還擊之。三、過路東部隊，以吸引桂軍不能向東攻四、五支隊，并打擊程汝懷，開展大別山為目的，但對桂軍不要采取攻勢。

　　4月17日，李先念、任質斌、劉少卿率縱隊主力第一、二、三團隊及信應總隊第三次越過平漢鐵路東進，分南北兩路對盤踞在大小悟山地區的程汝懷部第十九縱隊劉梅溪、劉亞卿、楊希超等部兩千余人展開攻擊。第三團隊先后攻取了五斗田、白云洞、泉水嶺、八角門樓等據點；第一團隊攻取了苧麻嶺；第二團隊攻取了嚴家沖等據點；至十八日下午，攻下了頑軍在大小悟山中最后兩個重要據點歪歪寨和望府山，生俘蔣少瑗部特務大隊長以下官兵百余人。信應總隊也在蔣家樓子附近擊退了國民黨豫南游擊指揮部第四游擊縱隊顧敬之部的策應部隊。至此，大小悟山地區完全為新四軍所控制，與稍后開辟的陂安南根據地肩背相連，互為屏障。邊區黨委和縱隊機關隨之由路西移至路東姚家山（小悟山），大小悟山就成了當時部隊和地方黨的指揮中心。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頑固派的反共挑釁并未平息。六月二日，桂軍第七軍軍長張淦指揮第一七一、一七二兩個師，并糾集鄂東頑第十六、十九兩個縱隊共一萬余人，分數路進攻大小悟山。

　　當時，邊區黨委正在范家沖召開邊區各界救國代表大會。李先念與其他縱隊領導，一面組織部隊護送各界代表西撤，一面部署抵抗頑軍的進攻�？v隊各部奮戰四晝夜，至六月五日，邊區黨委和縱隊機關全部轉移到平漢路西。但在大小悟山的留守人員和傷病員等四百余人壯烈犧牲。頑軍所到之處，奸淫燒殺，我地方機關、自衛團和抗日民眾遭浩劫者亦不下五百余人，大小悟山一帶遍成瓦礫。

　　面對桂系主力優勢兵力的大幅反攻，大小悟山地區得而復失。6月7日，劉少奇電示：“大悟山既不能守，當以不固守為宜。你們現在除留必要部隊（約三個團）在路東活動，堅持原有陣地外，主要發展方向應暫向路西，因襄樊、宜昌失守，路西很有發展希望�！�

　　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二打大悟山，殲滅了程汝懷的有生力量，牽制了桂軍向東進攻新四軍第四、五支隊的兵力，也由此擴大了共產黨、新四軍在鄂東的政治影響，為以后更大規模地發展鄂東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此后，李先念遂按既定部署，指揮縱隊主力向西作戰略展開，首先進據白兆山，開辟新的根據地，鞏固鄂中基本區，擴大游擊區。

　　（四）迎擊第二次反共高潮，三打大悟山，創立大悟山指揮陣地

　　1940年9月，德、意、日訂立軍事同盟，日本帝國主義為配合德國法西斯的侵略行動，準備向太平洋擴張，急謀結束侵華戰爭，加緊向蔣介石誘降。英、美為其自身利益，大量增加援華貸款，企圖誘使蔣介石徹底投靠英、美集團，從而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南進。國民黨頑固派則乘機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蔣介石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頂點。

　　蔣介石任命李宗仁為華中“剿共”最高總司令，以三十萬大軍向華中的新四軍發起進攻。李宗仁遂將豫鄂邊區劃為鄂中、襄西和鄂東三個“清剿區”，出動近十萬兵力，妄圖于四月底消滅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摧毀豫鄂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

　　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決定針鋒相對，主動出擊，粉碎頑軍進攻。李先念令第二、第三團同時東進，與第一、第九團會合，首先打開鄂東局面，爾后回擊鄂中頑軍。

　　打開鄂東局面，必先痛擊侵占大小悟山的頑軍程汝懷部第十九縱隊，恢復這一戰略要地。

　　1941年2月17日，李先念、劉少卿相繼向部隊下達了作戰命令，由東西兩個方向實施戰役行動。西面，縱隊第二、第三團從安陸趙家棚出發，向東越過平漢鐵路，分別進至禮山以南的樊家畈、栗林店集結，向頑軍陣地攻擊。東面，挺進縱隊第一、第九團從（黃）陂（黃）安南地區出發，經夏店西北的朱木嶺進入大悟山，與第二、第三團相呼應，由東向西展開攻勢，歷時兩天，全殲頑第十九游擊縱隊特務大隊，并將其第四、第五支隊大部殲滅，俘第四支隊長劉亞卿以下官兵兩千余人，完全恢復了大小悟山根據地。戰后，又寬大釋放了劉亞卿，并與國民黨孝感縣長劉梅溪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從此，大悟山成為邊區新的指揮陣地，縱隊的司政兩部及其直屬部隊基本上就常駐在這里。

　　（五）禮北戰斗，粉碎空前嚴重的敵頑夾擊、鞏固大悟山根據地

　　1939年7月，國民黨桂系為排擠蔣系在鄂東的勢力，派四十八軍副軍長程樹芬為鄂東游擊指揮部副總指揮，負責監視程汝懷，并企圖在適當時機取而代之，以直接統轄鄂東地區。程汝懷對桂系的吞并政策非常不滿，雙方關系緊張。

　　11月間，國民黨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召開會議，驅使程汝懷更堅決地充當反共先鋒。李品仙的陰謀是：如果程汝懷反共得勝，即可鞏固桂軍對鄂東的統治；如反共失敗，就改編程的部隊，予以鯨吞。由于程汝懷與桂軍反共立場一致，終于就范，悍然發動了嚴重的反共摩擦。

　　1942年3月16日，陳毅、劉少奇、賴傳珠致電李先念，程汝懷為鄂東之土頑，在內戰時期即為鄂東專員，統治鄂東與我作對八九年，對我危害較諸中央軍及桂系要大得多。如果程向我東進發動鄂東反共高潮，則將消滅程之機會。

　　1942年4月1日，桂軍第八十四軍根據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的多次電令，制定《豫鄂區剿匪計劃》。4月下旬，第八十四軍配屬保安團隊、挺進部隊暨黨政總隊主力，向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部發動進攻，其意圖先肅清巴河以東及平漢路東、信陽以南、禮山以北地區“奸偽”，爾后再轉移兵力協同友軍由東向西、由北向南將“匪軍”余部壓迫于禮（山）南而殲滅之。

　　從5月1日起，國民黨軍先后以十二個正規師、四個保安團、十一個游擊縱隊和五個獨立支隊計十萬之眾，采用多路推進戰術，殺氣騰騰地向邊區撲來。

　　由于敵頑夾擊空前嚴重，邊區許多重要山地和湖沼地區，被頑軍占領或被日偽軍“蠶食”。邊區領導機關和十三旅、十五旅部隊，被壓迫至平漢路以西、涢水以東之狹長平原及丘陵地帶。

　　8月下旬，國民黨三十九軍開抵鄂東，積極布置反共，企圖配合頑軍保四旅向五師在大小悟山的后方機關進攻。五師為保衛大小悟山根據地，集中十三旅、特務團、一軍分區自衛一團、四團，于8月31日晨，采取圍點打援迂回包圍穿插分割戰術，向禮（山）北保四旅反擊，全殲頑保四旅旅部、第二團、三團全部和禮山縣政府三個自衛中隊，生俘頑保四旅旅長蔣少瑗、三團團長劉亞卿、禮山縣長鐘錦德。禮北戰斗的勝利，使進攻羅禮經光、安麻等地的國民黨軍隊聞訊震驚，紛紛北撤，羅禮經光、安麻邊與禮孝陂中心地區聯成一片，鄂東局勢轉趨緩和。

　　頑軍保四旅被殲滅，新四軍第五師便在大悟山這塊根據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并把大悟山和其它根據地連成一片。從此，大小悟山地區便成為中原戰場的一塊極其重要的戰略基地。

　　二、從兵要地志分析，是在敵頑夾縫求生存的現實選擇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到皖南涇縣的新四軍軍部駐地云嶺，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與葉挺、項英等新四軍領導人研究討論并確定新四軍的戰略方針。周恩來形象地提出了關于新四軍發展方向的三個原則：“（1）那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那個地方發展；（2）那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那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3）那個地方只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注意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那里發展。這樣可以減少摩擦，利于抗戰。”

　　根據周恩來和新四軍軍部確定的原則，大小悟山地區不僅敵頑力量相對薄弱，而且戰略地理位置優勢，是新四軍部隊創建核心根據地的最佳選擇。

　　（一）從新四軍部隊戰略意圖上看，大小悟山地區有廣闊的回旋余地和開展游擊戰爭的優越地理條件

　　在鄂豫邊區主要有三座大的山脈，一為禮山（大悟）與孝感、黃陂之間的大悟山；一為黃陂境內之木蘭山（以上在平漢路東）；一為京山、隨縣之間的大洪山；一為棗陽與桐柏之間的桐柏山（以上在路西）。前二者在平漢路東，可直接連絡。后者即桐柏與大洪山之間。因隔襄花公路不便連系。

　　桐柏山東起武勝關，西至襄陽附近之雙溝，北至信陽、確山、唐河之線，南至襄花公路，周圍不下千余里，人落相當稠密，但極貧苦。山小，交通靠牲口及徒行。山之高度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其周圍皆靠鐵路公路，易遭敵之包轉攻擊，而另一方面則可給敵以嚴重威脅，成為四面出擊敵人之軍事據點。目前則大部控制在國軍手中。

　　大洪山比桐柏山山勢較單薄，南靠京鐘路，西抵漢水東岸，北靠襄花公路，東至涢水（亦名府水）、村落人口亦稠密，出產豐富，以米、麥為大宗。在軍事上處于襄花、京鐘公路，給敵威脅很大，軍事價值僅次于桐柏山。目前則大部控制在國軍手中。

　　大悟山東與鄂豫皖三省交界處之大別山主脈銜接，西至武勝關與平漢路西桐柏山相接，北至潢南（潢川至南陽）公路，南向禮山、黃岡、麻城之線延伸與黃陂境內之木蘭山相連。高達一千至（一千）二百公尺，山勢綿延，坑谷頗多，村戶稠密，樹林亦濃深。山內交通靠牲力及步行。農產品亦多，因直接大別山，在軍事上的價值很大。

　　而且，大悟山位于大別山脈西部，群山環峙，峰回路轉，東指吳越，南通武漢，雄視江漢平原。小悟山在大悟山南端，與大悟山相銜接。大小悟山連接在一起，有廣闊的回旋余地和開展游擊戰爭的優越地理條件。因此，開辟和鞏固大小悟山根據地，不僅可以自東北對武漢作戰略包圍之勢，而且還可以作為向東發展與新四軍其他兄弟部隊相連接的前進陣地。

　　（二）在國軍友頑兵力部署上，大小悟山地區易攻難守，友頑軍不愿意駐扎，在大別山外圍地區留出一塊空地

　　武漢會戰以后，按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部署，桂系第二十一集團軍負責堅持豫、鄂、皖、邊區的敵后抗戰，確保大別山抗日陣地，并對付這一地區的新四軍。

　　第二十一集團軍在大別山區的兵力部署，明顯具有兩面性。從1938年至1941年，第七軍守衛豫、鄂山區，軍部在滕家堡；第四十八軍守衛皖省山區，軍部在深溝鋪。兩軍的作戰地帶為豫、鄂、皖省界南北之線。其兵力部署的態勢，是對日軍取守勢，對鄂東、豫東南和皖西北的新四軍取攻勢。

　　1942年，第八十四軍調入大別山區后，第二十一集團軍的各軍部署又有變動：第七軍軍部設獨山，全軍駐防皖中；第四十八軍軍部設岳西，全軍駐防皖西；第八十四軍軍部設河南商城堡，全軍駐防豫、鄂。桂系把重兵收縮在大別山區，對日軍消極防守，對豫、鄂、皖新四軍積極進攻的戰略意圖更加明顯。

　　桂系在大別山區的軍事力量，除了第二十一集團軍，還包括大量的游擊部隊和保安部隊。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團軍收縮在大別山區，把游擊部隊部署在大別山外圍地區，擔任大別山外圍地區的游擊任務。其中，以程汝懷指揮的第五戰區4個游擊縱隊擔任鄂東外圍的游擊；桂系的這種部署，明顯懷有保存桂軍實力的目的。

　　李宗仁所轄第五戰區，是當時最大的一個戰區，也是情況最復雜，部隊戰斗力最低，裝備訓練最差，“雜牌”軍最多的一個戰區。李宗仁是雜牌，所屬部隊也是雜牌。長期以來，得不到國民政府公平對待，兵源無法補充，彈藥得不到補給，軍費也受到克扣，還要被調整及裁編。

　　1940年11月12日，任質斌、王翰關于擊退頑軍進攻之方針與部署致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國軍陳鼎勛之四十三軍（共二個師，系二十二集團軍孫震部）在隨南，王瓚緒之二十九集團軍及五戰區屬游擊第六縱隊在大洪山中，王勁哉之一二八師仍在襄河南岸之沔陽一帶，桂軍一七二師之補充團及游擊第十九縱隊（約二三千人，系地方武裝）仍在大小悟山，游擊第一縱、三縱、四縱隊（各有二千人，是桂軍掌握下的地方武裝）在禮山、羅山一帶，劉汝明之六十八軍（兩師、一獨立旅）在信陽、確山，湯恩伯在豫南所組織之地方武裝五縱隊（共六七千人），現分駐信陽、桐柏、隨北、棗北一帶。”

　　這些“雜牌”部隊，視地盤為命。1940年3月，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進軍白兆山，立即就遭到了川軍激烈的堵截。川軍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瓚緒令一六一師三個團由平壩來攻李先念部，戰斗激烈，在鄂中大規模的沖突亦已開始了。

　　大別山、大洪山、桐柏山地區，國軍都是重兵駐守。對這些缺餉少彈，而且遠離各自地盤的雜牌軍而言，新占據的大別山、大洪山、桐柏山地區就是他們的生命線。每一次當新四軍主力跨過平漢線東進鄂東，白兆山、隨南等根據地都會遭到國軍的大舉進攻，由新四軍基本區逐漸變成游擊區。如1940年后，駐扎京山的國民黨第五戰區第六游擊縱隊司令曹勖開始轉向與日軍合作，將矛頭直指新四軍，給新四軍部隊造成了巨大的殺傷。1942年10月13日，鄂豫邊區黨委副書記陳少敏請示對頑斗爭策略致中共中央電文中稱：曹勖暫一師把我們打的雞飛狗跳，民眾受的損失無算，群眾對頑固分子恨入骨髓。1942年10月23日，李先念、任質斌、陳少敏關于第五師目前軍事部署致中央軍委電：“直至目前止，路西局勢仍對我有致命之威脅，專員曹勖乃特務出身，以反共堅決，手段陰險著名。曹除建設軍隊之外，且致身于特務工作，派遣大批干部投敵組織偽軍，并在我地方黨、地方政府、民眾中廣泛開展其特務工作，并不斷向上級報告，策劃反共計劃等等。全國形勢雖有好轉之兆，但我們認為目前我師如不驅逐曹頑，收復向家沖一線，則我師在經濟困難、主力不易周轉及敵偽“掃蕩”之下，亦自難存在。局勢之發展，勢必全部放棄鄂中。

　　大小悟山地區，是桂系軍閥核心地盤的外圍地區。1939年桂系一七一師副師長曹茂琮率兩個團一度進駐三里城、汪洋店，主要兵力就是地方武裝蔣少瑗游擊第十九縱隊。1941年11月23日，任質斌、王翰在《關于國民黨鄂東黨政軍干部、士紳名單及對我態度的報告》中指出：“保四旅旅長蔣章驥（少瑗），反共興趣不高，已至總部有半年；二十一縱隊司令曹茂琮，系一七一師副師長，因感力量不足，對反共不甚積極�！�

　　國軍桂系主力沒有進駐大小悟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小悟山易攻難守。五師代政委任質斌形容：“它的地形可以比作一個口袋。西面是平漢鐵路，駐有敵人；東面也有敵人的駐點；南面是黃陂縣城；只有北面沒有敵人，是“口袋”的開口處。鑒于這種地形，國民黨正規軍包括廣西軍（桂系）不敢在此常駐，便讓國民黨地方游雜武裝暫駐，而廣西軍則駐在麻城、禮山等地。待我們退出大小悟山后不久，廣西軍也退出了大小悟山。他們一走，我們又搬回到大小悟山。廣西軍再來進攻，我們又退到白兆山。如此往復，我們與廣西軍展開了拉鋸戰。

　　（三）從日軍駐兵態勢分析，大悟山地區既不是交通要地，也不是財稅重地，日軍駐守兵力薄弱

　　在鄂豫邊區，應山是平漢鐵路北上南下的咽喉要道，是日軍第三師團大本營。1938年10月應山陷落后，日軍第三師團（名古屋師團）以應山為基地，1938—1941年駐應山兵力1萬人以上，1942—1944年駐應山兵力6000人左右。日軍師團部指揮應山、隨縣、信陽、安陸、云夢、應城、孝感、黃陂八個縣的侵華日軍。

　　應城是財稅重地，日軍重兵駐扎。1940年第十三師團駐扎應城。1942年2月第五十八師團在應城編成，兵力約2.5萬人，師團部亦駐縣城。1943年9月第十三師團部撤走，第三十九師團接替。1943年3月第三十四軍第十野戰補充隊接替第五十八師團，1945年3月該部編為獨立混成第八十五旅團，有兵力5000余人。

　　安陸重兵駐守。1938年10月26日，日軍第十三師團（藤江師團）條中聯隊的1300余人。同年12月由小島旅團接替駐扎，小島旅團4500人左右。1939年秋由吉川步兵聯隊和土川炮兵聯隊接替小島旅團駐扎安陸城。兩部共1200余人。1940年至1942年秋，先后由宇島騎兵大隊、兒玉步兵聯隊等部分別更替駐扎。1944年秋高橋聯隊接替駐扎，一直駐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

　　隨州兵力也不弱。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期間，侵華日軍第三師團一部駐了隨州淅河，下有野炮隊、機槍連、步兵連、工兵連、挺進隊等；駐縣城日軍為機槍連、炮兵連、騎兵連等，以上總兵力多時為1300余人。

　　京山兵力相對較弱。日軍于1939年1月占領京山縣城，設立“京山警備隊本部”，全部兵力500余人。

　　上述地區都在平漢鐵路以西，共有日軍據點94個，平均每260平方公里一個據點。公路全長1100公里，平均每8到10公里一個據點。

　　在平漢鐵路以東，共有敵據點35個，平均20公里公路及每300平方里可有一個據點。武漢淪陷后，日軍在鄂東一般采取守勢，即使進行“掃蕩”，規模亦不大。除長軒嶺，河口等地之偽組織外，其余據點中偽組織，多數與新四軍有關系。

　　整個抗戰時期，地處平漢鐵路以東的大悟山地區只有二郎店、河口兩地，駐扎日軍小股部隊。1939年初，河口成立了偽縣政府。初始，河口常駐鬼子兵一個聯隊，后來一般常駐一個大隊。太平洋戰爭（1941年）爆發之后，常駐日軍保持一個中隊。日軍為保衛南北交通，在廣水東南三十華里之二郎店（屬禮山縣，今大悟縣城關）之兩個高地，構筑堅固之支撐陣地，以防我軍攻占廣水，斬斷其以北交通。根據情報略知，該高地陣中，工事構筑相當堅固，經常駐有日寇約百人。1942年8月，國軍桂系第四游擊縱隊對二郎店日軍偷襲，全殲日寇。

　　綜上所述，大悟山地區國軍力量較為薄弱，日偽駐軍較少，是敵頑都不愿意重兵駐守的夾縫地區，也是鄂豫邊區新四軍部隊建立核心根據地的不二選擇。正如五師代任質斌回憶，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到第五師建軍初期，我們基本上是這樣：避實擊虛，避強就弱，盡量不碰硬的，不打惡仗。不管是在抗日還是在反頑中，都是堅持此原則。因為我們當時力量小，又沒有補充來源，所以這些也是環境逼迫出來的�！　�

　　三、從歷史地理分析，具備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

　　大悟山較之京山八字門、隨南白兆山更具地利人和的條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大悟山地區物產豐富，有適應部隊持久戰的生存條件

　　1942年初，鄂中地區大旱，新四軍部隊陷入困境。1月20日，劉少卿、王翰關于鄂豫邊區困境致華中局電：一、多年因戰爭后敵封鎖。二、國軍封鎖無人做生意，我們無稅可收。三、鄂中數縣（特別是孝安云應京）天旱，民眾自己無法維持，四處逃荒。在敵頑區不能生存，有不少的人向大后方逃荒，吊死者亦到處發現，偷盜事亦常發生。黨員亦向外逃不少，孝安兩縣尤甚，有的支部全部垮臺，有的逃了三分之二或半數，住白兆山路南五千人（抗大在內）吃飯無錢，弄得對農商的影響較大。李、任現在鄂東開展統戰工作。今年春荒難維持。

　　1月28日，華中局關于動員軍民度過災荒致李先念、任質斌等電：鄂中災荒使部隊及人民陷于困境中……部隊糧食應首先保證，并設法將部隊、機關移駐有糧之地就糧。

　　同期，禮山縣沒有發生嚴重的干旱，《大悟縣志》中沒有大悟山地區干旱的相關記載。大悟山海拔813米，山高林密，降水量豐沛，河流眾多。建國后，在大悟山西北麓芳畈鎮建立了羅漢坡和芳畈兩座中型水庫；大悟山西南麓小悟鄉建有大型水庫觀音湖和中型水庫金盆湖。大悟山地區田地寬綽，物產豐富，能夠供給部隊生活，適應持久戰的生存條件。原新四軍老戰士，曾任應安縣委書記、禮山縣委副書記的趙家駒回憶：“氣候溫和，雨量充足，適宜于糧食作物、油料、木材及板栗、茶葉、煙草、藥材等土特產的生長。禮山縣堪稱山青水秀、物產豐富的好地方�！�

　　（二）大悟山地區群眾基礎好，是人民軍隊發展的堅實土壤

　　大悟山地區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老蘇區，全縣建立蘇維埃政權，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是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主要發源地之一，人民受過革命和戰爭的鍛煉，有一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與革命軍隊有著深厚的感情，階級覺悟高，斗爭性強，衷心擁護我黨我軍的團結抗戰主張，積極參加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各方面活動，1941年9月24日，任質斌在致中央電《關于鄂中政權、稅收及群眾對我軍的反映》中稱：鄂東民眾因為經過土地革命的洗禮，故對我黨我軍非常歡迎。甚至于連那些地主紳士因見我軍非但不分田，不打土豪，而民眾紀律亦較桂（系）程（汝棟）軍為佳，故多心滿意足。大悟縣檔案館珍藏了多本新四軍第五師獻草證、借糧賬本，見證了大悟山地區人民群眾對新四軍第五師力所能及的支援。

　　（三）大悟山地區黨組織有力，為新四軍發展提供了充足兵源

　　1938年10月，當日軍長驅直入時，國民黨禮山縣政府土崩瓦解。1938年底到1939年春，活動在禮山地區的共產黨員，自覺貫徹中共中央“放手發動群眾，擴大人民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指示，在四姑墩、宣化店、西大山和大悟山等地，利用統一戰線的有利形勢，獨立自主地進行抗日游擊戰爭的準備和發動工作，不斷地擴大人民抗日武裝。大悟山地區的共產黨員黃大智，在家鄉芳佳畈一帶組織起35名便衣隊員，全部編入許金彪領導的湖北省抗日游擊大隊。之后，黃大智又奉命組織大悟山抗日游擊后備團，拉起了三百余人的便衣武裝，黃大智任團長，魏金德任副團長，活動在大悟山。抗戰初期，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禮山（大悟）縣建立起8支抗日游擊武裝，共750余人，成為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一支生力軍。據大悟縣檔案館記載，20世紀80年代，參加過新四軍和中原突圍戰役，仍在家鄉生活的老戰士有4800多人，到縣民政部門登記領取了有關政策補助。

　　四、結論：定軍大悟山，形成穩固的鄂豫皖湘贛邊區根據地，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2年秋，新四軍第五師便在大悟山根據地上牢牢地扎上了根子，并把大悟山和其它根據地連成一片，在大悟山水灌沖正式建立了禮南縣政府，五師和縣政府共同布置了開荒生產、開辦學校、興修水利、建橋修路、開展練兵、武裝民兵、減租減稅等工作。設立了豫鄂工農銀行、印刷廠、醫院、槍械所、被服廠、卷煙廠、榨油廠等。整個大悟山地區，呈現出一派轟轟烈烈、生機勃勃的革命景象。這些工作的開展，使大悟山抗日根據地的革命烽火熊熊燃燒，逐步擴大到跨有鄂豫皖湘贛5省交界地區的70多個縣，7個專區，38個縣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擁有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300多萬人口，5萬多人的正規部隊，3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邊區軍民先后抗擊了近15萬日軍和8萬多偽軍的進攻，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和敵后八路軍、新四軍各戰場的抗日，為爭取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系湖北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理事、副秘書長 大悟縣檔案館副館長）